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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時事討論] 李立峯﹕社交媒體和網絡社會運動的人際網絡基礎 [打印本頁]

作者: felicity2010 時間: 2015-1-22 10:41 AM 標題: 李立峯﹕社交媒體和網絡社會運動的人際網絡基礎

李立峯﹕社交媒體和網絡社會運動的人際網絡基礎tvb now,tvbnow,bttvb0 P8 K4 ^1 J5 T9 y6 M; d8 L

雨傘運動暫告一段落，但仍然有很多值得探討和反思的地方。在媒體和傳播方面，運動期間不少傳媒都關注到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作用和影響。社會運動不會純粹因為媒體科技而出現，媒體亦不是大型群眾運動的必要條件。但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已經嵌入到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時代，媒體科技自然地會成為社會運動和集體行動的一部分。新媒體科技可以加強社會組織以及群眾自身的動員能力，同時也影響社會運動和集體行動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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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Manuel Castells在較早年的著作中已提出「網絡社會運動」（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的概念。而在2012年出版的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一書中，他就通過分析2009年冰島的廚具革命、2010及2011年間的阿拉拍之春、2011年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以及其後以美國為起點的佔領華爾街行動，總結了網絡社會運動的一些特徵。他指出這些運動都涉及一個由眾多網絡扣連在一起的網絡（a network of networks）、在組織形態上沒有中心領導、發生之前沒有系統的計劃和組織、行動建構的是一個由科技空間和城市空間結合而成的自主空間（space of autonomy）、運動具有高度的反思性，以及沒有明確、統一和具體的政策訴求或綱領。同時，Castells非常強調傳播的作用：「因為人們只有在連繫了他人、分享了怒氣、感受到同在，以及為自己和社會建構了另類計劃時才能對抗支配。人們要連繫他人，就要靠互動性的傳播網絡，而在我們的社會中，大規模和橫向的傳播基本上就建立在互聯網和無線網絡之上」（頁229）。( {3 j6 A: B( v9 i
當然，實際存在的個別社會運動和Castells所概括出來的網絡社會運動概念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差異。雨傘運動跟網絡社會運動的概念形態最主要的差異之一，是雨傘運動有具體和明確的政策訴求。縱使每個參與者對個別訴求的態度不完全一樣，心中願意接受妥協的程度亦不一樣，但公民提名、重啟政改五部曲等的確是具體訴求。雨傘運動亦不能說完全沒有中心組織和領導，而且佔領行動有較用心的事前計劃，縱使計劃和實踐之間有很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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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網絡化的連繫和組織、自主空間的建構，和高度的反思性，則是雨傘運動和網絡社會運動相通的地方。而網絡化的連繫和組織形態亦帶來了非中心化的力量，這一方面使更多人可以用自己喜歡或較接受的方式參與行動，有助壯大運動的聲勢。但同時，非中心化的力量亦帶來了「大台應否存在」的爭議，加大了運動的中心組織者在回應外部局勢轉變和跟政府博弈時的難度。

筆者相信，對於一個有具體政策訴求和因而要跟訴求對象進行互動和博弈的社會運動來說，中心的組織和領導仍然是必要的。但在社交媒體的時代，網絡化的組織和動員形態亦會必然存在。中心組織和網絡化動員如何磨合，是大型社會運動要面對的問題。www.tvboxnow.com: f9 E6 I8 s2 u3 c9 I8 a

建立了什麼樣的人際網絡？tvb now,tvbnow,bttvb: Y" |0 m-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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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這些傳播科技的重要性在於它們使得高效率而覆蓋面廣泛的人際溝通網絡可以被建立和維持。不過，社交媒體的技術本身並不主宰誰會跟誰連繫起來。所以，要了解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對雨傘運動所起的作用，我們可以回到一個基本問題：作為雨傘運動主要參與者的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為自己建立了什麼樣的人際網絡？6 |* M% N* {0 d/ z! F  R: 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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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新傳學院的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去年底進行了一項香港、台北及廣州大學生社交媒體使用與社會參與的比較研究。三地負責研究的學者對至少3間大學的大學生以或然率抽樣方式抽樣。其中香港和台北的調查在11月進行，受訪者數目分別為795及953人，兩地數據已經完成基本整理，可以分析。問卷要求受訪者寫出他們最常用的3個社交媒體，結果facebook是86%香港大學生最常用的社交媒體，更是91%台北大學生最常用的社交媒體。在香港，大學生在其最常用的社交媒體上的朋友數量平均為425人，在台北則為493人。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P* S- O) ]$ _9 d) F4 e" k/ p

跟本文主題最直接相關的，是調查詢問受訪者，他們最常用的社交媒體上的「朋友」中，有沒有「記者或時事評論員」、「政府官員」、「政黨成員或議員」，以及「社運人士」。結果，分別只有7.5% 和11.8%的香港大學生指自己的社交媒體朋友中「有一些」或「有很多」政府官員和政黨成員或議員，但分別有31.2%和33.3%的受訪者指自己的社交媒體朋友中有一些或很多記者或時事評論員和社運人士。台北的結果跟香港也大同小異，在社交媒體朋友中有一些或很多政府官員的只有7.5%，有一些或很多政黨成員或議員的只有5.7%，有一些或很多記者或時事評論員的有20.2%，而有一些或很多社運人士的有28.2%。
影響大學生政治參與的因素: r& _' w# C2 P5 L9 ~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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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是說，無論是台北或香港，不少大學生在社交媒體上為自己建立的人際網絡中，有不少時事、政治或社運圈中的人物，而其中大學生又似乎最願意跟社運人士成為網上朋友。另外，筆者的兩位同事陳志敏及陳萱庭教授對數據所作的進一步分析顯示，無論是香港抑或台北，影響大學生政治參與的不是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多少，甚至不是會否在社交媒體上接收時事資訊，而是大學生會否在社交媒體上主動分享政治資訊，以及社交媒體上的朋友中有沒有社運人士或時事評論員。

總而言之，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所提供的科技基礎之上，不少香港的青年人通過人際網絡的建構，跟社會運動建立了連繫。從比較研究的數據分析可見，這並非香港獨有的現象。這些也是關於社會運動的信息能夠在社交媒體上於青年人間高速流傳的科技暨人際網絡基礎，亦是網絡社會運動的動員力量的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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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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