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於去年11月底簽署成為美國法律，反修例風波已上升到中美關係的層面——意味着一定程度本地所發生的事已不太重要。或者再說得白一點，現在美國過了橋，是可以選擇抽板的。

很多人都不了解這一點，於是就將今後民主派的策略全押注在美國，特別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中的制裁措施上。不過，上周4名行政會議成員和3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出席完美國香港對話回港後的匯報，讓我們意識到美國可能在打退堂鼓，寧願一動不如一靜，制裁一事或者暫且不提，且不說現在全球疫症大流行，美國被疫情搞得焦頭爛額，特朗普在疫情爆發後對中國的稱讚亦遠多於譴責——香港與反修例運動的未來可以坐靠美國這希望，已變得相對不實際。

問題的癥結在於抗爭一方來來去去都只得那一兩招，似乎從未想過調整策略或轉化運動，如此就算能一鼓作氣，也總會再而衰，三而竭吧。現在他們可能押注6月在運動一周年時可以重振運動的聲勢，但假如6月疫情未受控又怎麼辦？

此外，相對於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根據新形勢重整方略，抗爭者卻傾向以個人好惡判斷分析，結果自然是永不變陣，不斷加注，「一係贏死一係輸死」，令戰略淪為或然率的代名詞。

筆者早前在《逆2003》中，指出在反修例風波與疫情下香港社會已是山雨欲來，活像2003年的翻版：一方面，市民對政府的怨憤勢必變得更多元更廣泛，形成民怨大爆發的基礎，另一方面，這也是將單一性的政治運動，發展成更富廣泛性的社會運動的重要契機，能否翻盤就看操盤者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