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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與國家

有一次一位好學的友人問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源自何處?我一時答不上來,回來想想,所談是「天下興亡」而非「國家興亡」,好像跟顧亭林有關,果然在顧著的《日知錄》查到一段話: 有亡國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也。……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正始〉) 這段話是歷史評論,題目是〈正始〉,說的是魏晉之際天下大亂的事。但顧亭林不停留在歷史的敘述,話鋒一轉,談到「亡國」與「亡天下」的問題。這問題在顧亭林之前,好像不存在,因為天下即國家,國家即天下,很少有人把它們之間相隔開來看。依照先秦的「封建」(與「郡縣」制對立,純粹是一種政治制度,沒有貶意)時代的看法,國家與天下是有分別的,當時的天子稱作王,王所統治的是「天下」,諸侯統治的是「國」,而大夫管理的地方叫「家」。看得出是天下最大,國次大,家最小。國與家比起天下來雖然小,但都十分重要,因為它們是組成天下不可缺的部分。 後來採用郡縣制,封建逐漸廢除,「天下」的觀念就空洞化了,「國」的觀念擴大了也堅實了,「國」由天子統治,而天子改稱為皇帝,表面上還保有諸侯,但秦漢之後的諸侯多是僅具空名,並無實權,諸侯下的「大夫」一層,則完全消失了。這時所提出的「家國一體」的觀念,是把「家」的定義延伸到一般家庭上面的,認為家庭與家人跟統治管理我們的國(政府)關係綿密,國(政府)幫家(人民)提供服務,保障安全,所以國一有難,家應竭力支援,因為「覆巢之下無完卵」呀。 顧亭林(炎武,1613-1682)為什麼又提出「有亡國亡天下」這一命題來呢?顧亭林所處的時代,是黃梨洲所謂中國「天崩地解」的時代。在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清朝的勢力已揜盡天下,有志之士雖圖恢復,確實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亭林在清軍渡江之際,曾糾合同志起義兵,守吳江,失敗幾死,幸而逃脫,他母親王太夫人自崑山城破,絕粒二十七日而逝,遺命不許他事滿。他本是個血性男子,有高昂的鬥志,事敗殉國是很自然的,但他受母親遺命的教訓,知道世上還有比殉國更重要的事,那就是該負責「天下」的興亡。 在顧亭林看,「國」就是一朝一代,而「天下」比較抽象,是指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只要民族的精神文化不死,朝代的更迭算起來只是小事。他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意思是政權是國君與臣子的事,「肉食者」的典故出自《左傳》,是指衣錦食肉、生活條件很好的社會高層人士,朝代淪亡,他們負責便可,一般百姓用不著擔其責任的。但保天下就不同了,國只是少數人的政權,天下則含有生活方式與生活價值,是一個民族靈魂命脈之所繫,保留了它,民族自有再起的機會,沒了它,國亡就是真亡了。所以天下興亡遠比國家興亡來的重要,就算最卑微的「匹夫」,也該對天下的興亡負起責任來。 顧亭林此後的生活,完全放在學術上面,他認為在學術上的貢獻有益於民族文化的提升,所以他一生提倡經世致用的學問。他對宋明之後的心性之學十分不滿,說他們「空疏不學」、「遊談無根」,他批評當時的學風說:「是故性也命也,孔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與友人論學書〉)他呼籲恢復孔孟的實學精神,他不唱高調,不走虛步,又提出「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格言,一方面用以勵己,一方面用以勉人。 他一生著作不算多,但每部對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他的《音學五書》,開啟清人有關聲韻學的討論與研究,他有三部探討地理沿革的書,即《肇域志》、《歷代君王宅京記》與《天下郡國利病書》,都是親身經歷,對勘史料,一點一滴的完成的。他的學生潘耒說:「先生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史學家全祖望說:「先生所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顧亭林行旅全國,考察各地山川形式,當然有反清復明的用意在,不過並沒有真正用上,卻對清人以科學方法研究歷史與地理有了絕對性的影響,對以後盛行了百餘年的乾嘉考證之學,作了先導。 朝代的興替,在當時很重要,但一過了,也就不太有人注意了。倒是文化層面的問題牽涉較廣,而且一線相連,影響更深。回想四百多年前的顧亭林說過的,不見得都算過去的事,有些也可以用來針砭目前,我們對文化淪喪、價值錯亂的問題,應更為注意,多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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