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討論] 陽光時務: 網絡革命時代？虛擬世界與現實抗爭

陽光時務: 網絡革命時代？虛擬世界與現實抗爭
By editor on 27/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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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阿拉伯之春」，互聯網、手機網絡及其上發育的社交媒體，成為各場革命裏主要的訊息傳播和號召工具，甚至讓人感到「網絡革命」年代已經來臨，而日後的群眾運動、公民覺醒和論政，都將在互聯網虛擬世界發生，並產生更大的作用力。不過也存在着持相反立場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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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末，突尼斯（突尼西亞）爆發反獨裁政權革命，其浪潮迅速傳遍北非、中東阿拉伯世界17國，被形容為「阿拉伯之春」。革命能蔓延廣泛地區，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體被視為關鍵因素，因此也被稱為「虛擬革命」，甚至被乾脆叫作「Facebook革命」、「Twitter革命」。然而，亦有觀點指出，把該場革命定義為「虛擬革命」，是誇大了互聯網絡之於革命的貢獻，並忽視了促成革命的真正動因。
判斷是否應把「阿拉伯之春」定義為「互聯網絡革命」，必先要理清在整場事件中，互聯網絡的哪些功能、在哪些層面、通過甚麼方式對革命作出了貢獻。: t1 k2 {, e( b1 v

突尼斯與埃及革命tvb now,tvbnow,bttvb" T; |! P4 r& N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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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突尼斯一青年商販因不滿當局無理沒收其攤檔和貨物而引火自焚；事件消息透過互聯網迅速傳遍全國，成為激發當地民眾對失業率高企、執法不公、言論自由受限等不滿的導火線，釀成反政府示威。示威者透過Twitter發佈行動訊息，使得聚集街頭參與行動的群眾空前地密集；示威者在每條相關Twitter訊息前加上「#sidibouzid」標籤，也讓該國示威消息快速傳遍鄰國以至全球。3 o4 A( u% f0 V

在埃及，2010年中，Google行銷總裁古奈姆在Facebook開設名為「我們都是Khaled Said」的專頁，紀念此前遭警察虐打致死的青年Khaled Said（2010年6月6日，當Khaled Said正在亞歷山大市一所網吧內，準備把拍攝到當地警員參與毒品交易的短片上載到互聯網時，遭警方逮捕並將當場虐打至死），並發佈該國不同社會運動的訊息。從專頁設立到埃及革命正式展開的3個月內，共計有400,000人次瀏覽。2011年1月14日，該專頁建立「專頁活動」，號召民眾於1月25日「憤怒日」進佔開羅解放廣場，為Khaled Said平反，同時表達對獨裁專制、警權過大、政府貪腐的不滿。隨後，關於埃及反政權行動的大小群組在Facebook建立，在示威前吸引80,000人次點擊「出席」。tvb now,tvbnow,bttvb# M9 A6 o2 u. \7 L. }

「虛擬世界」不只訊息工具

阿拉伯世界歷經革命之際，白俄羅斯學者、專研科技與政治和社會的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在《英國衞報》發表評論文章，指互聯網絡僅是點燃突、埃等國革命的通訊工具，其貢獻並不足以讓該場革命應該被命名為「虛擬革命」。莫洛佐夫提到，就科技對政治改革作出貢獻的過度褒獎，在歷史各個階段反覆出現，如誇獎傳真機打跨了蘇聯政權、西方電台廣播頻道推倒了柏林圍牆等等；而當下互聯網絡引發、促成「阿拉伯之春」，僅是對科技的過分誇獎的最新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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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莫洛佐夫以當下的互聯網技術與冷戰時期的傳真機和西方電台廣播等技術作類比，無疑是忽略了「虛擬世界」所能形成的嶄新政治空間。相較於莫洛佐夫的評論，已故大眾媒體、新媒體研究學者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曾就「虛擬世界」的特質作了更仔細的思考：「若是在互聯網資料庫搜尋資料，或是僅僅以電郵通訊替代傳統郵寄通信，在這種意義下，『虛擬世界』僅只是『工具』」；「但在提問關於互聯網與民主的關係時，正確的問題應是──『虛擬世界』造就了怎樣的嶄新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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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世界」容許模糊的主體、多元且無根的聲音、跨越空間時間的即時討論和互動等等，形成了嶄新的主體與社群，改變了主體在「虛擬世界」的表達和溝通方式和效果；因此，「虛擬世界」所產生的論政方式和其所得出政治效果，也以嶄新的面貌出現，進而發展出與現實論政截然不同的公共場域，並與政權展開異於過往僅限於現實的協商或抗爭。

因此，並非連線上互聯網，就等於進入了「虛擬世界」；也並非電郵等互聯網功能以跟傳真、電話、電台廣播基本相同的方式讓訊息流通，就能武斷將其定義為僅是科技發展的又一個線性階段。要分析北非、中東的所謂的「虛擬革命」，我們要檢視的絶不應止於互聯網絡作為通訊工具如何讓革命消息流通，而是其所別於過往科技的嶄新特質，如何貢獻這場革命。公仔箱論壇' F' J% J- ~2 G; Q8 x2 W' [& H6 h

「虛擬世界」專制與「去中心」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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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學者約琵夫·洛克德（Joseph Lockard）曾經批評「虛擬世界」，認為說其是多元平等的議政場域僅僅是個神話，並指出，「虛擬世界」依然複製着現實裏諸多的不平等。這些不平等，包括網絡使用者本身的資源、財富、教育程度等的差異，譬如使用者的電腦科技知識，就會影響他的「虛擬世界」論政能力，甚至微小至他的打字速度，也決定了他能發表意見的多少。當然，「虛擬世界」的不平等，也包括了網絡管理權限，小至於一個討論區的管理員怎樣決定保留或刪除哪些留言，大到於網絡供應商，甚至國家政權如何管制網絡資訊或活動的流通。www.tvboxnow.com' m) m- m" [0 V. @6 ^  q
在一些專制國家，一直採取着不同程度的手段或措施限制網絡活動。埃及革命爆發期間的1月25日到2月6日，埃及政權截斷該國通訊網絡，流動電話、電話簡訊乃至於互聯網社交平台、新聞網站服務受阻，只有官方資訊維持有效發布；從2010年持續至今的敘利亞反政府示威及內戰中，也曾傳出政權徹底封鎖全國互聯網絡的消息；在中國、朝鮮、伊朗等國家，互聯網至今依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封鎖。www.tvboxnow.com2 a" K6 P+ N+ q" X1 K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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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網絡管制狀況，似乎印證了洛克德所指的「虛擬世界」無法確保使用者能逃離專制與威權，也就是無法提供多元平等的議政場域。然而，這其中，仍然可以有一場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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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 . 波斯特曾經指出過「虛擬世界」的「去中心」特性，而「虛擬世界」「去中心」的複雜性，可能成為就洛克德對「虛擬世界」的不平等的回應。在技術層面，網絡訊息的完全禁制幾乎無可能長期實行：埃及網絡禁制僅維持了近兩個星期，敘利亞的網絡也在兩天之內恢復；雖然中國政府禁制網絡的技術似乎高於埃、敘兩國，即便中國網民應對官方的「防火牆」技術，研發過不同的「翻牆」軟件，使瀏覽受官方禁制的Facebook、YouTube等網站能通行無阻，但中國政府通常能迅速反制，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起碼，互聯網絡仍然對中共的傳統民間意見管制提出了嶄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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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表明，網絡世界的專制比現實政治裡的專制至少要困難一些。再者，「虛擬世界」是遠超於一國政權所能管轄（或封閉）的現實地理國界的場域，也就是，互聯網管治並不能由一國國境之內的專制權力所能完全壟斷。互聯網管理權不僅掌握在政權手上，也（且更多）由「超國家」的網絡供應商掌握。埃及、敘利亞的網絡禁制舉動，迅速被網絡供應商和其他國家所洞察，前者從技術上反抗禁制，後者在國際政治層面施加譴責和制裁，讓網絡專制無法輕鬆維持。因此，儘管「虛擬世界」並不是一個能完全擺脫專制，實踐完全平等討論的場域，其無論在技術還是在論政場域的「去中心」特性，都起碼讓現實專制權力對公民意見的禁制變得比較困難，同時也為反抗專制權力提供了一條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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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埃及革命以「我們都是Khaled Said」作為口號，以齊澤克式的說法，是「意識形態作祟」。埃及青年Khaled Said從個體行動者轉變成意識形態；政權能輕易囚禁甚至殺害前者，卻不可能把後者監禁起來。可是，「我們都是Khaled Said」的流動，必須要借助「虛擬世界」的「去中心」特性的幫助。行動口號說明了，從網絡到現實的群眾，一時間去掉了鮮明的主體，或更準確來說是從「我們都是Khaled Said」的意識形態底下找到了革命主體的身份認同。而且，在阿拉伯世界各國、甚至遠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都能透過「我們都是Khaled Said」這條網絡通傳的意識形態訊息，找到國內各自的「Khaled Said」，並最後他們都成為「Khaled Said」。這恰恰解釋了突尼斯、埃及等國的專制政權，為何對互聯網政治有所忌憚。而「我們都是……」，也成為近年不同地區的網絡和現實的政治抗爭的流行口號，包括在中國的「我們都是艾未未」、「我們都是李旺陽」，或者如俄羅斯的Pussy Riot、歐美國家的V煞等等，同樣是透過網絡通傳的行動認同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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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互聯網的發明與全球網絡和社交媒體的日益普及，似乎讓意識形態更容易「作祟」。當然，「意識形態作祟」的後續結果，會因地域的不同脈絡與境況而有所不同。譬如，比較2010年埃及革命，以及受其啓發的中國「茉莉花散步」，兩者所產生的行動效果，就存在相當的差異。www.tvboxnow.com+ b% W; V2 B  S5 n0 n8 z/ X9 h
究其原因，除了由於埃及在地理上位處該一波阿拉伯革命浪潮的中心，作用於該國的革命思潮和行動力更大、更直接以外，也與網絡的發展和監控有相當關連。埃及在穆巴拉克治下，正進行世俗化的工程，與西方關係密切、學習西方的市場經濟之餘，也一直打壓着國內一些傳統穆斯林組織（譬如禁制穆斯林兄弟會成為正式的政治團體並參與選舉）；在這世俗化的進程中，官方不得不對互聯網採取相對開放的態度。然而，直到Khaled Said準備在網絡發佈警方的貪污濫權證據；直到民眾在Facebook號召悼念Khaled Said，並替他平反；直到民眾已經聚集開羅解放廣場，或圍堵總統府之前，高舉手機充作訴求民主的燭光，通過Facebook、Twitter號召更多人上街，穆巴拉克才發現過去開放網絡自由竟成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並狼狽萬分地決定「拔掉」全國的互聯網絡連線。當然，穆氏這一舉措也徹底打破了自己推動世俗化的神話，露出了獨裁專制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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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莫洛佐夫有把網絡社交媒體的功能看輕成僅是通訊工具，而忽略其為論政形式提供嶄新可能的「虛擬世界」特質之嫌，可是，他的評論依然為分析「虛擬世界」與埃及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在觀察和分析「虛擬世界」和當代政治、民主制度的關係時，他冷靜地指出了西方歐美世界與革命所在地（即北非、中東地區）的差異。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8 X+ Q9 r0 x- t# k; p

莫洛佐夫認為，把「虛擬世界」的革命地位提升到頂峰，是「網絡烏托邦主義者」（cyber-utopians）一廂情願的想法，其中主要是西方觀察者的意願，而非對「虛擬網絡」與該輪革命的關係的客觀分析。這種意願把埃及革命過度化約成以下方程式：「微博訊息已發出；獨裁者已被推翻。互聯網等於民主。論證完畢。」莫洛佐夫指這樣的推理過於武斷，並把「虛擬網絡」的興起視為革命成功的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條件，而忽略了革命的真正誘因。

這種意願，更多是「網絡烏托邦主義者」和西方社會自我肯定的情緒；那條武斷的方程式當中，包含了「自我－他者」的二元對立──中東阿拉伯世界獨裁政權和西方互聯網、西方民主──結果得出西方社會輸出網絡科技，成為北非、中東革命中最偉大的貢獻者的無意識結論。同時，莫洛佐夫還指出了執意強調「社交平台」之於革命的重要性，大概也是西方社會對自己把現實時間虛耗在「虛擬世界」、「社交平台」的告解：「終於，『社交平台』協助了中東的民主化，它不只是讓用家們整天沉迷流言蜚語和玩『開心農場』（FarmVille；一款流行社交平台遊戲）的平台。」

「網絡烏托邦主義者」對中東「虛擬革命」的過分抬舉，明顯是西方社會自我中心的觀察。而在分析理論層面，以歐美為中心的「虛擬政治」理論，大抵不完全適用於分析北非、中東的這場革命。' `. E' d/ f+ Y% Z%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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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社會，尤其是老早已經轉向民主政體的歐美國家，當「虛擬世界」流行和普及起來，並似乎凝聚出一種全新形式的政治討論公共場域時，相關的思考大抵集中於如何讓分析民主政治的現代性的理論，與分析「虛擬世界」的後現代特質的理論能夠接軌。或者如何避免（或至少平衡一下）「虛擬世界」上不致過度充斥消費主義，而消滅其作為「虛擬公共場域」並對優化民主體制所可能夠作出的貢獻。波斯特與洛克德在各自的文章裡，就表現出對「虛擬世界」漸成主流的論政場域的悲觀態度，後者更抨擊那種把「虛擬世界」的專制誤認為自由民主的教條式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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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思考在歐美國家成為討論重點，還能被理解，因它們的民主體制即便未盡完善，亦已大抵確立，如何優化自然成為討論重點；甚至他們還有餘地思考，是否在現實的民主論政空間以外，如何大力發展「虛擬政治」。但對於尚處專制或獨裁統治，或是某些第三世界地域來說，「選擇」卻顯得過於奢侈。現實中的論政場域仍然受限制，「虛擬世界」確實提供了專制更難禁制的論政空間；某部份群眾依然難以消費支援「虛擬世界」的設備，如電腦、網絡供應服務，更遑論享受網絡消費。現實中自由的論政空間並非垂手可得，要登入「虛擬世界」亦非想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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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行動與現實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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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佐夫對以歐美文化無意識支撐的「網絡烏托邦主義」的體察，讓他更肯定「虛擬世界」之於2011年埃及革命的貢獻，但又不致於對其過份誇獎。莫洛佐夫指出，Facebook、Twitter無疑讓該場革命最後能號召和凝聚出龐大的群眾力量，也在革命的相關訊息在各個階段流通阿拉伯世界以至全球，可是，「直接參與革命運動的、早早就登出Facebook賬戶並走到街上的群眾，才是革命成功的最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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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佐夫無疑指出了，「虛擬世界」對埃及革命作出貢獻之餘，革命最終能壯大並推倒專制政權，在現實裡行動的群眾才是關鍵。事實上，假使硬要把突尼斯、埃及革命命名為「虛擬革命」，所指的應該是這個意義：群眾行動與「虛擬世界」展現了特性上的互通。例如，在專制極權的國家或地區，以往在現實難以凝聚和通行的意識形態，如何在去中心的「虛擬世界」找到了生存的空間。www.tvboxnow.com7 i; `% |. w7 G4 s. t5 Z

也因此，突尼斯、埃及，乃至中國或未來的朝鮮，所謂的「虛擬革命」與歐美世界的「虛擬政治」大概是截然不同的故事；在那裏，尚未出現「一切都變得虛擬」的隱憂，現實行動配合「虛擬世界」，可能成為群眾擺脫專制或獨裁的出路。埃及社會運動人士Ramy Raoof發表網誌文章，強調不應以「Facebook革命」、「Web 2.0革命」等沒有義意的命名來放大互聯網之於革命的角色：「在埃及革命期間，網絡平台僅是埃及群眾的一條『媒體臂膀』，讓群眾能分享經驗、想法和向國內外展示革命現場的真相。」來自革命現場的行動者之於所謂的「虛擬革命」的評價，大抵是學院內關於「虛擬世界」與政治理論的必要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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